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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标志着一个空前统一的货币制度横空出世，同时终结了自鸦片战争以来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币制混乱时代。
从全球货币历史来看，从物物交换到物币物交换再回到物物交换是一个必然的闭环循环。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可以通过通证制实现制度性创新。
未来在新的价值体系与货币体系下，人的价值管理与创造将是最赚钱的行业。Libra或冲击货币体系、银行体系、资本市场和其他数字货币。世界的本源是未知的，是完全不确定的，我们接收信息是为了消除这种不确定性。但是三个空间的价值是联系并可以换算的。实际上，在科学价值论体系下，货币政策的其他三个目标已经统一于人的价值最大化目标中。
这种方法从系统论的角度讲，函数关系是人为商品服务，人是商品的工具，产生了各种拜物教，这种忽视人自身作为价值主体的价值观，是金钱世界的罪恶根源。总而言之，Libra强化了美元的地位，基本上是美元数字化的样板，似乎要形成一个数字化布雷顿森林体系，脸书的白皮书被称之为天秤座共享体系。古典的货币数量论适应了金属货币时代的特征，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很好地解释了大危机前后的货币运行规律，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在滞胀条件下应运而生，都是一个时代的思想成果，也是一个时代货币政策实践的指南。
在货币经济学领域，我们持续观察到的是货币存量持续上升并远远超过经济增长速度的现实。从凯恩斯直至斯蒂格利茨、明斯基和现代行为金融学，关于危机的性质、原因和解决方案的研究层出不穷。当然，所有的创新都在实际上起到了两个基本作用：第一，更好地解释货币经济世界的实际。偶然的资源错配只是非系统性风险的根源，这在每时每刻都可能发生。
新的货币运行状态需要与时俱进的货币政策规则，在中央银行和外汇管理一线的实际工作者感受更加直接而深刻。因此，陆磊和刘学的研究实际上使得货币理论不再拘泥于材质，同时，把货币锁定在对未来效用索取权的共识性信任上。
由此，资产价格膨胀与泡沫化不能简单画等号。经济决定金融，全球贸易、投资和产业链决定货币的国际化和世界性。两者叠加，货币永远扩张。以美国为例，解决流动性风险的资产支持票据和抵质押资产证券化最终带来的是泡沫化与金融市场危机。
因此，货币并不进入实体供求，也不带来通货膨胀。自20世纪40年代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到90年代的欧元实践，都体现了降低国与国之间交易成本的内在要求，其或成功或失败的经验，推动着国际货币体系的持续完善。这是与金融监管规则、财政支出规则相衔接的广义货币政策规则，目的是既不限制金融创新，又能引导金融创新起到实体经济血脉作用。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自大卫·休 谟（David Hume）的货币数量论、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国富论》和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等早期货币理论，直至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和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货币主义，延伸至最近的《现代货币理论》，货币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丰硕，推动着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的波浪式创新。
他们的不同在于，把金融危机和货币危机推到事前，认为危机的实质是道德风险——做的与说的不一样导致金融资源的整体性错误配置，且无法在事前纠偏。遏制脱实向虚的道德风险成为其政策建议的主要组成部分。
陆磊和刘学的研究也不例外。尽管金融中介的重要性自19世纪以来为货币经济学家（银行学派）所重视，但是从超额货币需求提炼与总结货币存量的视角是独到的。
陆磊和刘学的探索给出了观察主要矛盾的新视角和货币运行的另类判断。通俗说，道德风险的本意是言行不一。这给我们的启发是，不能简单否定金融创新，同时需要对金融创新所带来的全部后果进行客观评判。陆磊和刘学证明，以日本为例，良好的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的初衷可能最终带来的是坏账。科学研究的出发点是实事求是。科学解释货币经济的实际运行，就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
但是21世纪以来，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理性造成了不带来通胀的货币扩张，货币当局由此进入迷失时代。这在传统货币理论中，都是被忽略的事实。
从休谟到凯恩斯和弗里德曼，货币理论发展经历了多个里程碑。甚至，在实体领域的货币短缺还造成了通货紧缩。
由此，仅仅改造中央银行体系或货币政策操作是不完备的，货币政策的优化与改进存在制度性前提——财政收支方式和金融体系游戏规则的与时俱进决定着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政策的有效性。两种货币循环的现实存在性反映了一个事实，资产价格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个货币现象。
陆磊和刘学换了一个视角，从世界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区角度，回顾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设立与解体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着眼最优货币区的理论探索和欧元实践面临的财政政策分散性与货币政策统一性的矛盾，分析特别提款权等既有超主权支付手段的局限性，结合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信息处理和 Libra等创新性交易构想，提出了在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基础上先行实践基于跨境贸易和投资实时交易算法的超主权数字货币设想，并就数字货币与主权货币间的汇兑价格、发行额的自动决定和交易差额的结算、清算制度给出了简单易行的设计。经济的数字化和全球经济交易成本的持续下降是货币制度演进面临的两大基本要求。金融创新可以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但是在经济周期的特定阶段，也可能仅仅造成资金的体内循环。货币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本文摘自中国人民银行前副行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理事长吴晓灵为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陆磊《货币论：货币与货币循环》（2021年10月中国出版集团|中译出版社出版）所作的序言） 进入专题： 货币经济学 。陆磊和刘学基于在高等学校教学和中央银行操作的实践经验，紧扣货币增量的中性与非中性这一基本命题，提出了叠加态货币增量认识和货币政策超级中性假说。
陆磊和刘学在尊重金融中介创新的基础上，提出宏观审慎管理不能脱离货币政策、甚至仅能成为货币政策组成部分的观点，目的就是期待货币政策框架应该根据金融创新适时作出调整。它的好处是，既避免了取消主权货币造成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之间的矛盾，又确保了一个经济体货币当局实施应对本国经济波动的货币政策灵活性，还可以降低企业和居民在跨境贸易和投资行为中因汇兑避险而产生的交易成本。
这一基本趋势，在物质不够丰裕的情形下势必体现为通货膨胀，并由此制约货币增长，弗里德曼和泰勒的规则就是当时背景下很具针对性的药方。站在理论研究的角度，如果我们沿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普遍认识——货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那 么，似乎没有其他任何一种商品足以如货币那样被单列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学分支。
希望更多的学者像陆磊和刘学一样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尽一个货币经济学家的社会责任。经济下行期，为避免经济体系和金融体系崩溃，货币当局增加基础货币投放也是无可厚非的，反映到广义货币增长中自然出现扩张的外生动力。稍有不慎，就会使货币经济学乃至整个经济学基本理论陷于难以自洽的逻辑陷阱。各国的金融危机证明，只有在货币增量与产出无关且全面进入资产价格炒作时，才能被定义为泡沫。
货币理论是持续演进的。金融创新与货币调控是一对基本矛盾。
陆磊和刘学的研究重在反映当代货币运行的两个基本事实：第一，真正的货币需求来自金融中介，它们从家庭部门和中央银行手中购买货币这是与金融监管规则、财政支出规则相衔接的广义货币政策规则，目的是既不限制金融创新，又能引导金融创新起到实体经济血脉作用。
陆磊和刘学的研究重在反映当代货币运行的两个基本事实：第一，真正的货币需求来自金融中介，它们从家庭部门和中央银行手中购买货币。自20世纪40年代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到90年代的欧元实践，都体现了降低国与国之间交易成本的内在要求，其或成功或失败的经验，推动着国际货币体系的持续完善。